隆回报告：精准扶贫撑起“乡村防疫战”

　　精准扶贫不仅仅是“扶贫”，也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治理工程。

　　经它提升的乡村治理能力，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后扶贫时代，除了继续巩固扶贫成果，还应该认真思考两个问题：来之不易的乡村治理能力如何保持并提升？乡村振兴中的支农资源该向哪一类乡村倾斜？

　　凤凰网湖南讯（文/曾雪封 袁树勋）因为疫情，刘良胤这个春节基本没休息过。

　　他是湖南省隆回县岩口镇党委副书记、向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和他一同奋战在防疫一线的，还有全县众多干部群众。

　　2020年2月才脱贫摘帽的隆回，是个农业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春节前后的返乡人员，绝大部分是返乡农民工。它的疫情防控主战场，在乡村。

　　1月28日，隆回县司门前镇，由镇卫生院工作人员、镇村干部、辅警组成的防控小组，前往农户家对湖北返乡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精准扶贫历练出的乡村治理能力”

　　成绩，是鼓舞人心的。

　　截至2020年4月2日，隆回县共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5077人，7人确诊新冠肺炎。这7名患者都得到了及时救治，无1人病亡，无家庭成员之外的感染病例。

　　其中一个病例，是个患有肺结核、老慢支的85岁农村老太太。她确诊新冠肺炎后不久，就陷入昏迷长达6天6夜。在县人民医院和邵阳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老太太死里逃生，目前康复状况良好。谈起这个“奇迹”，县卫健局局长孙维华感叹，“所幸发现、确诊、收治都很及时，否则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能取得这些成绩，靠的是什么？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党委政府的有力应对、医护人员的奋勇担当、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

　　若往深层次看，还有一个不太被关注却十分重要的因素——精准扶贫历练出的乡村治理能力。

　　用隆回县委书记、县委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第一总指挥王永红的话说，“没有精准扶贫的铺垫，这场乡村疫情防控战不会打得这么好。”

　　王永红的这句话隐含了两个问题：精准扶贫，如何改变乡村治理？这些变化，又如何帮助打赢疫情防控战？

　　要解释清楚上述问题，还得找一个具体的观察窗口——向家村。

　　这个村子离隆回县城20来公里路程，土壤贫瘠、十年九旱，曾是个“没有外地媳妇愿意嫁进来”的贫困山村。它在2016年脱贫。按照脱贫巩固期间“队伍不撤、政策不变、力度不减”的要求，村庄扶贫体系运转至今。

向家村俯瞰图

　　扶贫改变村庄“政治经济格局”

　　向家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是2014年正式启动的。

　　如果不算零星的社会帮扶，2014年前村里只有一条“扶贫阵线”：国家扶贫政策通过“省、市、县扶贫办——镇扶贫专员”一路下来，由几个拿固定补助的村干部负责具体落实。落到村里的扶贫资金项目，也少得可怜。

　　在隆回县扶贫办主任吴厚宾看来，精准扶贫有别于过往扶贫阶段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它打造了“政府主导、部门支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扶贫格局。这个背景下，向家村的一条“扶贫阵线”在2014年后逐渐扩充为四条。

　　新增加的，一是驻村工作队。向家村先后迎来两支工作队，第一支来自县一中。现在的这支，由县邮政局和岩口镇党委政府共同组建，刘良胤也是队员之一。。全县192个贫困村、371个有贫困人口的非贫困村（社区），都相继迎来了驻村工作队，分别由中央、省、市、县、乡镇（街道）派出。

　　第二条，是来自教育、医疗卫生等业务部门的“行业扶贫”队伍。它们很重要，比如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健康扶贫”，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关键抓手。隆回县卫健局就有自己的扶贫办，在各村都“自己的人手”——村医。

　　第三条，是社会力量组成的“阵线”。在向家村，主要是湖南省华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派出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公司董事长向长江就是向家村人，他在2014年回乡竞选村主任成功，三年后再次当选。

　　四条“阵线”，都带来了资源。向家村村支书向喜池估算过，从2014年至今，村庄获得的来自行政口径的资金项目约1300万，来自华兴公司的资金1.1亿元，“加起来的数字，比起2014年之前的6年里增长了几百倍。”

　　外部资源落地的过程，也是外来理念输入的过程。驻村工作队除了扶贫，通常还有整顿村集体组织的“政治任务”，他们在工作中特别强调党建；行业扶贫队伍，则有明显的技术治理色彩；企业帮扶，往往带着“分工”、“契约”等市场经济意识。

　　资金项目如何合理使用？村干部和村民们也有各自不同的想法，会用自己的方式施加影响，继而与外来理念碰撞交融。

　　以上因素叠加，不可避免地改变向家村的“政治经济格局”，继而重塑其治理体系。各种复杂变迁及影响，非本文寥寥万字所能穷尽。本文重点关注的，是那些对疫情防控有显著影响的“变化”。

　　通过精准扶贫，向家村从一个贫闭的农业型村庄变成了游客众多的旅游型村庄，这是村庄“经济格局”变化的直观体现。

　　【变化一】

　　干部们的“责任和压力”

　　2016—2018年，隆回县委书记岗位两次异动。现任县委书记王永红，在2018年5月上任。

　　上任伊始，一个不能打折扣的“硬任务”已经摆在他面前——确保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多的隆回县，在2020年前脱贫摘帽。

　　当时有一个被媒体津津乐道的细节：5月6日，王永红的任命决定宣布。当天晚上，他就赶到离县城百余公里的虎形山瑶族乡调研脱贫工作。压力之大、责任之重，可见一斑。

　　县里其它干部和工作人员，身上的担子也轻不了。隆回县扶贫办主任吴厚宾举了个例子：

　　“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是脱贫攻坚的基本要求。它意味着，要对全县5618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逐一入户调查。他们是因何致贫的？具体原因要搞清楚。怎么帮他们脱贫？具体方案要给出来。方案的落实，更是个细致活。”吴厚宾说，“已经脱贫的户，要及时走访确保不返贫。要确保没有贫困户被遗漏，非贫困户也要进行几轮摸排。”

　　为了保证上述工作落实到位，上级部门频繁组织考核督促，问责处罚也很严厉。从2017年初至2020年2月间针对隆回县的督察，仅吴厚宾知道的就有十多次，“最多的一次来了60多个人。”

　　上任不久后，王永红向参与扶贫的干部们提出倡议，“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

　　他自己，喜欢利用周日到各村看看，找找纰漏。仅向家村，2019年他就去了7次。这一年，他完整的休息日不超过三个。他的查看又很有针对性，“扶贫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干部作风问题。”

　　县委书记的表现和态度，对县里的干部是激励也是督促。隆回县岩口镇党委书记刘咏波讲了个细节，“以前，很多乡镇干部上午到县城开会，下午就直接回家了。现在的县委书记来了后，这种现象基本看不到了。”

　　各种压力，刘良胤也有切身感受。他自2018年11月到向家村任职后，“身上的发条就没松过。”

4月16日，隆回县委书记王永红（中）在向家村调研旅游产业

　　【变化二】

　　一支“召之即来、来之即战”的干部队伍

　　“高压力”，把干部们的抗压力、执行力、责任心都炼出来了。

　　疫情一来，这些素质马上得到了体现。

　　2020农历新年前，岩口镇已经进行了防疫部署。镇里全部工作人员分班轮值，由主要领导分别带班，确保24小时有人在岗。入户摸排和统计上报已在进行，新冠肺炎宣传册也发到了各个村。

　　2020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疫情防控要求再升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的指令，从北京发出。

　　大年初二上午，正在县城家中轮休的刘良胤接到通知：所有轮休人员立即返岗。

　　他猜到，是要加派人手上防疫一线了。

　　当时，新冠病毒强传染的消息已经传开。上一线会不会“中招”？刘良胤心里也忐忑。但他知道，这次的任务比脱贫攻坚更不能打折扣。

　　当天中午，他赶到了镇政府，和其它返岗的工作人员陆续碰头。下午召开的全镇镇村干部大会，传达了疫情防控新要求。会后，与会人员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这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即战的干部队伍。”王永红事后评价。

　　32天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言中指出，“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中，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许多驻村工作队拉起来就是防“疫”队、战“疫”队，这同他们经受了这几年脱贫工作历练是分不开的。”

　　2020年农历正月初六，岩口镇组织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疫情防控工作业务培训会

　　【变化三】

　　一支“善做基层工作”的干部队伍

　　正月初二下午的那场大会，给岩口镇的镇村干部们传达了新要求——摸排中发现湖北归来人员，要监督其在家隔离14天，安排专人每天上门两次为其测量体温。相关信息，每天都要上报。

　　初三上午刘良胤进村，召集10多个村组干部开会。会后，大伙各自分头行动。覆盖8个村民小组252户的摸排报告，当天傍晚时分就出来了，前后只花了几个小时。

　　这是怎么做到的？

　　“原因很简单。”刘良胤说，“通过精准扶贫，我们已经把入户摸排‘演练’了无数遍。”

　　由驻村干部、村组干部等组成的向家村扶贫工作队，之前是内部分成4个小队，每队包干一个扶贫片区（两个村民小组）。疫情一来，4个扶贫片区直接“转换”为4个防疫片区，4个扶贫小队就地变成4支防疫小队，各自守土。

　　刘良胤小队，包干第3和第6村民小组。这个片区内有多少人家？每家几口人，哪个家庭成员在外务工？几年扶贫下来，他已经了如指掌。做起疫情摸排工作，同样是调查、汇总、上报一套流程，他和队员们自然是轻车熟路。

　　精准扶贫的另一个好处是，密切了干群关系，大大降低了疫情防控时的群众工作难度。

　　在乡村，扶贫工作的对象和疫情防控的对象是同一群人——村里老百姓和他们临时返乡的亲属。“老话讲，‘见面三分义’。和老百姓相处久了，让他们疫情期间少出门、不聚集、莫办丧喜事，他们也不好意思不配合啊。”刘良胤举了个例子。

　　“精准扶贫，锻炼了一支善做基层工作的干部队伍。尤其是驻村工作队，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王永红评价。

　　过去这几年，隆回先后迎来和组织了563支驻村工作队。在全国层面，这个数字是25.5万。

　　2020年农历正月初四，向家村，防疫工作人员为外地返乡人员做体温检测。

　　【变化四】

　　逐步加强的乡村医卫体系

　　2016年之前，向家村的卫生室就是老村医的家。“诊疗区”和生活区混在一起，最有科技含量的医疗设备是一个血压计。在当时的中西部乡村，这是普遍现象。

　　2016年，一个由财政拨款的标准化卫生室在向家村落成，电脑、办公桌、诊疗床、输液和诊疗设备一应俱全。34岁的年轻医生，替代了老村医。她叫谢戴红，在益阳医专接受过三年全日制乡村医生公费培训。

　　以上变化，是隆回县“健康扶贫”成效的一个侧影。

　　脱贫攻坚核心指标“两不愁三保障”中，有一项“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卫生行政部门牵头的“健康扶贫”，是达成这项指标的关键抓手。它所带来的变化，在隆回的乡村就有直观体现。

　　“仅拿硬件来说，全县26个乡镇卫生院，都配齐了照片设备、彩色B超、生化分析仪、血球分析仪‘四大件’。”孙维华介绍，“全县500多个村卫生室，都配备了标准化卫生室所要求的医疗设备，光此一项县财政就投入了1080万，村医们也会定期接受培训。”

　　2020年2月上旬，隆回荷香桥镇卫生院，工作人员用照片设备筛查发热病人

　　这些投入，在疫情防控中派上了重要用场。

　　疫情期间的隆回县湖北返乡人员，以农民工为主。他们回到家后，村医会第一时间上门检查，若有人出现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或有密切接触史，村医会即刻上报由县疾控中心介入。无症状的返乡人员，村医也会每天上门为其测量两次体温。司门前镇那个85岁老太太能及发现并确诊治疗，部分归功于村医在摸排中发现的线索。

　　返乡人员以外的群众只要有发热症状，村医会督促他们去镇卫生院做初步筛查。

　　乡镇卫生院主要检测两项指标。一是被检人员是否有肺部病变。二是白细胞和淋巴细胞数量，新冠肺炎有别于细菌感染的一项症状是，患者的白细胞数量不升反降，淋巴细胞数量也下降。

　　这两项检查，前者需要照片设备，后者需要血球分析仪，都在“健康扶贫”中配齐的“四大件”之列。

　　“返乡人员最高峰期的十天里，全县乡镇卫生院就筛查了2800多人。”孙维华说，“如果卫生院没有检验能力，这两千多人都得去县城检测，县城医院肯定是扛不住的。”

　　2020年2月初，隆回县六都寨镇卫生院，工作人员通过生化检测筛查发热病例

　　隆回报告：精准扶贫撑起“乡村防疫战”（下）

　　精准扶贫不仅仅是“扶贫”，也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治理工程。

　　经它提升的乡村治理能力，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本文的上篇，从政府帮扶层面分析了上述结论。

　　下篇，将从社会力量和村庄内生力量的角度予以解释。

　　凤凰网湖南讯（文/袁树勋 曾雪封） 通过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向家村从一个贫困闭塞的农业型村庄，变成了旅游型村庄。

　　春节前后，疫情大面积爆发。向家村旅游区被迫关闭，但村民仍要进出，路不能封。

　　一面要保持道路畅通，一面要把不期而来的游客们劝回去，还要给进出村民做登记——这项工作，忙于入户摸排的村组干部们已无力顾及。

　　湖南省华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应声驰援。它先后派出20多人参与疫情期间的村口道路执勤，并送来了应急防疫物资。

　　这家公司，是向家村脱贫致富的关键助力。它的全力参与，也深刻改变了村庄治理结构。

　　向家村8组的泥土村道，在精准扶贫中焕然一新。路边立着标语，“扶真贫，真扶贫，不达目的不收兵”

　　【变化五】

　　社会扶贫力量的充分参与

　　故事，得从华兴公司董事长向长江说起。

　　今年60岁的向长江，就是向家村人。上世纪70年代他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后来觅得一个机会进城，在县公路局工作多年。90年代初，他下海赴深圳，在火爆一时的“房地产热”中赚得第一桶金。

　　1995年，向长江揣着300万现金回乡投资。他创办的华兴公司，已发展成2000多员工、年纳税近4000万元的大型企业。

　　发家之后的向长江，在2013年前没少对向家村进行帮扶，“但都是零零碎碎，不成系统。”

　　2013年，精准扶贫启动，中央号召社会力量参与。向长江意识到，回村大干一场的时机成熟了。一年后，他回村竞选村主任，高票当选。他在就职仪式上公开承诺，“三年投入1000万，确保向家村脱贫。”

　　向长江兑现了承诺。1000万资金的一部分，成了种养殖大户的扶持资金、村民的社保和医保、学子们的奖学金、65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年1200元的补助；另一部分，补充了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

　　2016年，向家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3年的负债3万元变成了盈余10余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由2013年的不足2000元增加到近万元；建档立卡贫困户95户218人，都达到了脱贫标准。当年，向家村成为全省首批脱贫摘帽的贫困村之一。

　　2017年，向长江获得了国务院扶贫办颁发的“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一同颁发的，还有“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获奖者中有多名企业家，以他们为代表的社会扶贫力量，是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以隆回县为例，2014年以来从社会募集的资金中，光用于助学、就医、住房等扶贫济困行动的部分，就达到了1.36亿元。

　　担任村主任时的向长江，给村中65岁以上老人发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200元。这也是该村的兜底扶贫措施之一。

　　【变化六】

　　“村庄内生动力”得到重视

　　向家村如期脱贫了，但彼时的向长江并不满意。

　　其一，向家村还没有一份长久的产业，自我“造血”功能不够，还不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二，村里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还不足，即便送他们一份产业，也不一定能经营好。

　　其三，“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依然存在。村民们，还没有凝聚成一个有足够集体行动能力的整体。

　　其四，村中的老、弱、病、残户，主要靠政府和华兴公司的济困资金兜底。村集体经济不够强、常住人口中青壮比例太低，导致村庄的内部帮扶救济能力不足。老弱病残们，仍存在一定的返贫可能性。

　　这些互为因果的问题之所以存在，“归根结地在于村庄的内生动力没激发出来。”向长江认为。

　　内生动力，是当下乡村工作中的时髦词汇。扶贫干部们感慨有些贫困户不思进取，乡村振兴工作者们发现村民们“拧不成一股绳”、“不能朝一处使力”后，都纷纷往“内生动力不足”上找答案。但村庄内生动力到底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完全服众的解释。

　　在实践层面，向长江倒是拿出了办法。一是解决好产业的问题，二是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产业建设来引导村民进步，依靠村民整体素质的提升来维系推动产业发展。”

　　产业方面，向家村2016年宣告脱贫摘帽时，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种养大户。后来，又搞起了油茶林、板栗园、樱桃园等。但这里毕竟是贫瘠山区，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油茶种植就因水土气候原因失败了。村庄的产业要继续发展，还得另辟途径。

桂花园，向家村种养产业扶贫的一个成果

　　【变化七】

　　经济发展带来的疫情防控压力

　　2017年，向长江再次竞选村主任成功。他提出了“向家村旅游开发计划”。

　　隆回县城有近30万常住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富足起来，有了节假日短途休闲旅游的需求。县内比较成熟的景区虎形山，离县城有2个多小时车程，超出了短途休闲游客的“心理距离”。向家村6米宽的环村公路修好后，离县城只有30多分钟车程，把它打造成乡村旅游景点，正好可以填补市场空白。这个构思，后来拓展为“体育+旅游”，计划辐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本县本市。

　　旅游开发计划提出后，华兴公司加大了对向家村的投入力度。“从2014至今，总投入额已达1.1亿元。这些资金，基本都是通过光彩事业基金转入村集体账户，一笔一笔有据可查。”华兴公司对口帮扶向家村工作队队长阮子飞说。

　　这些投入，变成了向家村的停车场、公共厕所、观光广场、游客中心，以及新一轮的创业引导资金。这个在石漠化山区中突然出现的旅游景点，让很多初来乍到的游客赞叹不已。

　　“仅2019年国庆期间，公司帮助村里举办几场大型活动，就接待了近十万游客。”华兴公司副总经理郑依飞说。

2019年国庆期间，向家村迎来了大量游客

　　2020年春节前后，仍有很多周边游客试图造访，给向家村的疫情防控带来了不小压力。要保持道路畅通以免隔绝村民出入，另同时又要把游客们劝回去——这项工作，忙于入户摸排的村组干部们已经无力应对。他们向华兴公司发出了求援。

　　正月初五，华兴公司的两个中层干部，出现在入村道路执勤点。他们带来了一个有空调的岗亭，以及口罩、额温枪、防护服等物资。此后的一个月里，相继有20多名华兴员工参与进来，以保证每天“两个村组干部+两个公司员工”的路口执勤人力配置。

　　“他们劝回去的游客车辆，多的时候一天就有五十来辆。”华兴公司副总经理岳少华说。春节前后，向长江主动捐款两百多万元用于采购防疫物资。其中小部分用于向家村，大部分都捐给了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县人民医院等单位。

　　这个故事也说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还会带来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人口结构（包括流动人口）重构，继而触动原有治理体系。

　　疫情期间，向家村村组干部和华兴公司员工在村口执勤。

　　【变化八】

　　“乡贤”价值的凸显

　　不少人好奇，砸了这么多钱进去，华兴公司何时能获得回报？

　　向长江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事。

　　所有资金，都是通过光彩事业基金转入村集体账户，再行支配。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农家乐等经营项目的发包权，都属于村集体所有。向长江的用意很明确，“给向家村留下一份长久的产业。”

　　“旅游业回报率虽然低，但可持续性强、就业带动能力强，适合扶贫开发。”他的计划中，向家村能接管这份产业之际，就是华兴公司退出之时。

　　但旅游运营也是个专业活，村民们有能力接手吗？

　　全村1080个户籍人口，一小半都在外发展。留在村中的600多人，除了少数青壮，大多是老、弱、病、残和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妇女，能挑大梁的人，掰着指头也数不出几个。

　　向家村的旅游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但要让村民们能接手这份产业，并非易事

　　“还是得解决人的问题，要对村庄人力资源重新组合培训。”向长江的办法，很有意思。

　　他把全体村民分成六大类“因材施教”，“有创业想法的”、 “没创业意愿但有劳动能力的”、“在外发展的能人”、“村组干部”、“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户”、“村庄里的‘反对者’”。

　　这种思维方式，很多参与扶贫的社会企业都有。但向长江身为本村人且极具威望的优势，是外来社会扶贫力量所不具备的。他在任时能推动村组干部“大改组”，卸任后能号召多个在外发展的向家村精英回村参与旅游开发，都跟他的身份优势休戚相关。

　　2017年，向长江在北京领取“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时，主持人给他的评语是“最美乡贤”。

　　对“乡贤”做字面分析，“乡”意味着是本地人，“贤”意味着有才能见识。综合了这两项优势的“乡贤”，一面能对内整合，一面能对外沟通。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本土力量与外来力量沟通融合的难题。乡贤的桥梁作用，因此得到凸显。

　　向家村牛天岭观景台。为了让村民们有能力接手旅游产业？向长江费了不少心思

　　【变化九】

　　乡村“中坚力量”的兴起

　　说回向长江的“人群分类法”。

　　“有创业想法的村民”，是最容易调动起来的。早在初上任的2014年，向长江就针对他们推出了两项政策。

　　其一，鼓励村民搞种养殖创业，由华兴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和一年的贴息补贴。

　　其二，华兴公司帮助创业者销售农产品。2020年春节前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村民向洪贵养的200多头香猪滞销，华兴公司在他的猪场边办了个“香猪展销会”，公司两三百员工到现场认购。200多头猪，当天基本卖空。

　　这条政策，也适用于“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户”。华兴公司鼓励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种冬瓜南瓜、养鸡养鸭，公司负责开车上门收购。“公司旗下有餐饮板块和好几个员工大食堂，消化这些农产品不是问题。”阮子飞说。

　　两项政策一出，就吸引了10多个三四十岁的村民回乡创业，也有留在村中的青壮响应。几年下来他们大多小有成就，除了向洪贵，还有养猪大户范长征、莲藕种植户刘炳奎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重点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各地在实践中，扶持起了很多像向洪贵这样的种养专业户——这个群体如著名三农学者贺雪峰所说，是“今后中国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贺雪峰看来，“中坚”二字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利益与村庄事务密切相关，对村庄事务、公益事业有真切的关怀；二是他们年轻力壮、有经济实力，有能力倡导参与上述事务，是村组干部的主要来源；三是他们是农业新技术、耕种新方法最积极的采用者，堪称农技推广“带头人”。

　　要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必须依靠这批“中坚力量”。但对有600多常住人口的向家村来说，几个种养专业户的出现，还远远不够。

向家村3组，刘炳奎种的莲藕

　　【变化十】

　　“能人”回村“传帮带”

　　向家村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年告一段落，接下来，之后就要上马首批7个经营性项目，如农家乐、水上乐园、彩虹滑道、儿童乐园、亲子乐园、拓展中心等。

　　这7个项目的投资经营权，实行对外招标，本村村民优先。此举的用意，一是给村集体创造收入来源，7个项目每年交给村集体的费用有21万元；二是让村民在切身参与中学习旅游产业的运营管理，其中涌现的“能人”，也会是村庄新的“中坚力量”。

　　没想到，消息传出后，村民们并不积极。

　　华兴公司工会委员、对口帮扶向家村工作队队员向坤，就是向家村人。他很清楚大伙怎么想，“投资一个项目，多的近百万，少的也要几十万。村里人担心自己没经验、怕亏本，自然是先观望观望。”

　　“得有人带头示范，做个表率。” 向长江，又把目光转向了自己公司。

　　华兴公司是典型的内向型企业。它围绕隆回这130万人口，不断细化服务和延伸产业链，迄今发展出了12家子公司，涉及驾驶员培训、酒店业、工程建筑和房地产开发四大领域。全公司2000多员工，基本都是隆回县人。向长江帮扶“没创业意愿但有劳动能力的向家村民”的办法，就是欢迎他们来华兴公司上班——在官方话语中这叫“转移就业扶贫”。

　　这项举措很早就有了，先后有80多名向家村村民进入公司就业，有的已经做到中层骨干或高管。

　　2019年，向长江宣布了一条新政策：鼓励公司员工尤其向家村籍员工，去向家村投资旅游项目，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他的意图很明显，让这些“能人”回村“传帮带”。

　　通过公开招投标，7个旅游项目在2019年都有了承包者。其中的彩虹滑道、农家乐、水上乐园、儿童乐园、亲子乐园、拓展中心，如今已建成营业。

华兴公司员工向坤，回到向家村投资建设了儿童乐园

　　彩虹滑道投资了60多万元，股东是十多个华兴公司员工，核心股东是向家村籍员工。

　　“这个项目的利润很不错，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向坤说，“向家村旅游开发下一步的重点是‘体育+旅游’，自行车赛道已经建成，越野车赛道和比赛训练基地准备建，还会有相应的经营项目对外招标。到那时候，村里人肯定会动心思。”

　　向家村1组组长刘湘青，曾是彩虹滑道的管理员。2019年10月，他被安排到华兴公司旗下的隆回县友谊宾馆任“部门经理”。宾馆的餐饮板块，经常从向家村采购板栗等农产品。于是乎，刘湘青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村中板栗园、樱桃园的管理。

　　这个安排，看上去有点牵强。但从“传帮带”这个出发点看，就说得通了。“让他在企业学习管理知识的同时，也不丢下村中主业。他负责的板栗园和樱桃园，既是农产品基地也是旅游观光区。” 向坤解释。

向家村的彩虹滑道

　　【变化十一】

　　村庄民主程序不再“挂在墙上”

　　7个经营项目中的6个，在2019年8月1日进行了公开招标。招标公示提前上网发布，第三方机构现场主持，镇领导到场监督，竞标结果张榜公布。

　　向坤也是竞标人，拿下了儿童游乐中心的投资经营权。他今年30多岁，以纯粹村民身份回村参加民主议事程序，这还是第一次。

　　过去很多年里，他和很多贫困乡村走出的年轻人一样，在外上学、就业、安家，除了年节基本不回村。村民代表大会、全体村民大会，也不需要他们参加，“除了评低保等个别事项，实在没什么事情需要开大会。”向喜池回忆起2014年前的村庄往事。

　　这也是精准扶贫前中国欠发达乡村的普遍状况。“无事可议”，让“四议两公开”等民主程序成了“墙上的摆设”，也隔绝了在外发展的精英参与村庄政治的渠道。这于村庄的“自治”、“法治”建设而言，是个大障碍。

　　精准扶贫启动后，大量政府和社会资源向乡村尤其是贫困村庄投放。这些资源如何分配使用？村民们各有想法。“四议两公开”，是他们实现想法的重要工具。“无事可议”变成了“有事要议”，“挂在墙上”的程序得以走进村庄政治生活，继而推进村庄民主自治进程。

　　向家村，就是个典型例子。

　　它承接的政府渠道项目资金，过去6年里就将近1300万。如何落地使用？金额在200元以上的，至少要村民监督委员会通过；涉及重大金额或事项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其中部分还要走公开招投标程序。类似低保评定、保洁员聘任等涉及村民直接利益的事项，更是有一套完整流程。

　　几年的大会小会开下来，刘良胤也观察到了几个明显变化：村干部会事先宣布议题，讲明发言秩序；会议过程中，有人做记录；村民发言前也会斟酌，因为说的话会被记到本本上；会议形成的决议，事后会张榜公布。

　　“民主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刘良胤说。

　　大会小会都是在村部（综合服务平台）召开的，而非过去那样“在村干部家里商量”，这也使得议事过程更为公开透明。隆回所有行政村都建成了“综合服务平台”，它是各地精准扶贫中的基础建设“标配”。

　　村级综合服务平台，也成了村庄政治权威的新象征。它放在哪个村民小组？通常要内部“博弈”一番。县委书记王永红，都接到过某村在外发展的村民“表达个人意见”的电话。

　　村庄政治是复杂的，大事小事，总是会存在不同意见。村庄的山林田地通常是承包到户的，一个“反对者”出现，就可能让基础设施建设、土地集中流转无法推进。向长江的“人群分类法”，要把“村庄里的‘反对者’”单列一类，实属必要。

　　他怎么应对这些“反对者”？

精准扶贫中建成的向家村综合服务平台

　　【变化十二】

　　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

　　向长江的心得，可归纳为两条。

　　第一条，“请他们往前排坐。”

　　比如村里搞规模化种植需要集中流转土地，但有些年纪大的村民不同意。“这也是大事，得村里开会讨论。”向长江说，“尤其要把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村民请到场，让他们往前排坐，听听大家怎么说，说说自己怎么想。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沟通不畅上，交流清楚了，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他的第二条心得是，“带他们走出去看。”

　　2017年，隆回准备建设一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站，总投资约4.55亿元。选址几经考虑，准备放在向家村。向长江很看好这个项目，认为它能让向家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一个台阶。

　　此类项目，在很多地方都会引发民间环保争议。一开始，很多向家村民也不同意。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向长江组织了全村上百人，到广东惠州一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站参观。“发电站里流出的水，是什么样子？焚烧残渣经处理后做成的砖，又是什么样子？” 大家亲眼看见了，认识就不一样了。”当时在场的向坤回忆。

　　参观回来后，向家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垃圾焚烧发电站”的决议。这个项目后因其它原因流产，“但村民之间能形成共识通过决议，就很不简单。” 刘良胤认为。

　　“往小了看，是在具体事项上应对得当；往大了看，得益于村内民主议事能力的成熟。” 刘良胤说，“民主议事，简单说就是‘提出议题’、‘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展开行动’，时间一长，也把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锻炼出来了。疫情期间村组干部党员们能快速行动，普通群众能积极配合，与此密不可分。”

　　村庄的集体行动，村组干部是“带头人”。如何提升这个群体的素质？向长江在任期间也花了不少心思。

　　“带着大家出去看”，也是向长江提升村组干部素质的主要手段。图为向长江和向家村组干部、种养专业户、村民代表在贵州秀水考察。

　　【变化十三】

　　村组干部队伍的优化

　　“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格外凸显。青壮人口大量流失、取消农业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农业生产组织瓦解等因素交织，让很多村庄的集体组织濒于涣散。

　　向家村也不例外。2013年前，村集体账户长期是负债，村集体班子的日常工作经费，靠每年一两万元的政府拨款勉强维持。向喜池2008年当村干部时，每月津贴500块钱，“养家糊口都不够，加上大环境不好，村干部们普遍没心思工作。”

　　村民小组长“光干活没补贴”，更是没人愿意当，小组内部通常用抽签来选组长。精准扶贫启动之前，全村8个小组长年龄最小的60多岁，最大的70多岁，大半是抽签选出来的。

　　“如果是那时候遇到这场疫情。”向喜池说了句大实话，“别说动员组长们上一线，几个村支两委干部都不一定能召齐。”

　　以上短板，在精准扶贫启动后得到了针对性弥补。一是各地都提高了村支两委干部补贴，向喜池如今每月拿到的财政津贴有1750元。二是数以十万计的党政企事业单位干部，被派往贫困村和基层组织涣散的非贫困村任第一书记。精准扶贫重塑乡村治理体系的用意，可见一斑。

　　向长江到向家村当村主任，是带着大笔资金来的。他上任后又给村干部加了一份津贴，村民小组组长们也开始由村里发补助。

　　“钱不多，主要是激励作用。”向喜池说，关键是村庄后来的一系列变化，让他和村组干部们看到了“从没有过的希望”。

　　村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是村集体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2014年向长江上任后，就着手推动向家村村民小组长换届改选。8个小组长都换了新人，平均年龄较之前小了十多岁。3年后村组干部再次换届，时年34岁、拥有大学学历的刘振当选村支书，是全镇“年龄最小学历最高”的村支书。

　　但按村庄的产业运营需求，向家村村组干部的综合素质依然是不够的。向长江也“带他们走出去看”。从2014年至今，相继实地考察过贵州塘约村的旅游产业、贵州秀水镇的村民集中安置、江西吉安的林权改革、湖北黄冈三里畈镇的板栗种植、山东烟台的樱桃园区、湖南衡山县的蜜枣产业、江永县的魔芋产业、邵阳县的油茶产业。

　　“每次出去最少是20多个人，除了12个村组干部，还有种养殖大户、村民代表等。大家白天考察，晚上回宾馆开讨论会。”基本没缺席过的向喜池说，“农民讲究眼见为实。看见人家搞得那么好，之前不信的也信了，之前不懂的也搞明白了。这几趟学习考察下来，村组干部们的眼界、斗志、凝聚力，都有很大提高。”

　　疫情期间，正是这支焕然一新的村组干部队伍，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成为村庄疫情防控的主力。

　　【山村巨变】精准扶贫前后的向家村（点击观看视频）

　　【后记】“隆回扶贫治理报告”的三个启示

　　（文/凤凰网湖南频道袁树勋曾雪封） 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脱贫攻坚成就时，讲了这样一段话。

　　“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我们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得到加强，基层干部通过开展贫困识别、精准帮扶，本领明显提高，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特别是青年干部了解了基层，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许多驻村工作队拉起来就是防“疫”队、战“疫”队，这同他们经受了这几年脱贫工作历练是分不开的。”

　　“隆回报告”，从多个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通过这份报告，还能得出三点重要启示。

许多驻村工作队，拉起来就是“防疫队”、“战疫队”

　　新闻媒体应充分关注精准扶贫的“治理效应”

　　任何一项综合性社会治理工程，都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在动员社会力量的过程中，新闻媒体扮演了“宣传队”、“监督员”的重要角色。

　　精准扶贫，是一项难度大、牵涉面广、涉及程度深的综合性社会治理工程。它启动以来，新闻媒体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扶贫成果”上，对“治理效应”的关注甚少。

　　学术界对“治理效应”的关注更为充分，出产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许汉泽的博士论文《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这篇论文，从四个维度考察了精准扶贫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的影响，分别是“政府内部动员能力的提高”、“国家权力向基层农村‘渗透’能力的提升”、“国家整合资源能力的提升”、“国家分配资源能力的提高”。

　　“隆回报告”的部分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四项能力的另一种表达。

　　“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干部队伍”，是“政府内部动员能力提高”的表现。华兴公司等社会力量在政府号召下深度参与精准扶贫，则是“国家整合资源能力提升”的体现。

　　下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客观上加强了“国家权力向基层农村的‘渗透’”。第一书记们大力开展村庄党建工作，用武汉大学教授刘伟的话说，“让党的领导在乡村基层空间得到了强化”。

　　精准扶贫中大量资源向贫困地区输送，本身就是国家基于社会公平原则进行的资源再分配。这类资源尤其是项目资金，过去主要用“项目制”的形式下拨，因政府部门科层间的条块限制，出现了“村里需要修条路但上面给的资金只准修水渠”等怪象。精准扶贫启动后，各县都成立了由县委书记领衔、县党政领导各负其责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以隆回县的领导小组为例，它采用“一统筹两监督三制度”、“一审一议一评”等办法，对上级下拨的项目资金进行合理统筹分配，促进了项目资金的更合理使用。这也是“国家分配资源能力提高”的一个表现。

　　至于“村庄‘中坚力量’的兴起”、“民主评议程序不再‘挂在墙上’”等变化，则属于乡村“自治”、“法制”的范畴，是乡村治理中有别于“国家治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成果，也是后扶贫时代必然会继承的遗产。

　　这些成果，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这些遗产，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闻媒体无论是作为“宣传队”还是“监督员”，都应该予以充分关注。

　　4月2日，向家村村部（综合服务平台）上空，党旗飘扬。下派到乡村的第一书记们大力开展党建工作，让党的领导在乡村基层空间得到了强化。

　　来之不易的乡村治理能力，如何在“后扶贫时代”保持并提升？

　　如“隆回报告”所说：“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格外凸显。多项因素的叠加影响，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国家治理能力和乡村自治能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之后启动的精准扶贫等系统性社会治理工程，聚集全社会之力，大幅度扭转了上述颓势，重振了乡村治理能力。这个成果，来之不易。

　　精准扶贫完成后，与之衔接的是乡村振兴战略。这二者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宏观层面看，乡村振兴是长期战略；精准扶贫尤其是脱贫攻坚，是短期内必须实现的政治任务。

　　中观层面看，精准扶贫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导向——限期“消除”贫困人口，“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等抓手也很清晰；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则相对宽泛，其抓手“五个振兴”也相对笼统。

　　微观层面举例，精准扶贫过程中，限制贫困村搞“穿衣戴帽”工程；乡村振兴出于村庄美化的需求，在这个问题上相对宽容。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之于乡村治理，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目标导向变了，具体路径变了，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影响，会不会也发生改变？

　　再具体点说，肩负很大“责任和压力”的扶贫干部、工作人员，是锻造出现有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力量。但人的负载力是有限的，很多扶贫干部、工作人员，也期待脱贫攻坚结束后能“歇口气”。到那时候，目标导向、责任压力感有了变化，他们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责任心、战斗力吗？

　　来之不易的乡村治理能力，如何在“后扶贫时代”保持并提升？必须在以上背景下加以考量。

　　疫情期间，隆回县岩口镇的一支党员战斗队。来之不易的乡村治理能力如何保持并提升，是后扶贫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

　　“乡村振兴，应重点关照广大欠发达地区乡村”

　　疫情防控的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一个原本只在政策界和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开始在大众舆论中流行——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缓冲垫。

　　支持者们有两个主要论据。

　　其一，大量农民工由城市向农村疏散，农村地广人稀，各家门一关、村口一设卡，就实现了“物理隔离”，阻挡了疫情传播。

　　其二，这些返乡农民工在老家有地有房子，生活成本很低，暂时没了收入来源也能撑下去。这使得中国即便按下了社会暂停键，也能保持基本稳定。

　　论点没问题，第二个论据也没问题。但第一个论据，经不起推敲。

　　要知道，农村再怎么设卡闭户，也不可能完全隔绝人员流动。新冠病毒的隐蔽性、传播性都很强，只要有人员流动，就难免疫情传播。而且人口稀疏的农村一般医疗水平落后，疫情传播了却不能及时确诊收治，那结果可想而知。

　　这么说来，疫情期间广大乡村地区能防控到位，一定有别的原因。

　　“隆回报告”揭示了两个关键。

　　一是精准扶贫中历练出的干部队伍，保证了防控人力到位。

　　二是精准扶贫中逐渐夯实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

　　尤其是乡镇卫生院基本配齐照片设备、彩色B超、生化分析仪、血球分析仪“四大件”，建成了第一道检测关，高峰期十天内就检测了2800多名返乡人员，避免这些人涌入县城医院造成“挤兑”。

　　2020年2月上旬，隆回荷香桥镇卫生院，工作人员用照片设备筛查发热病人

　　也就是说，疫情期间起到“社会缓冲垫”作用的，不是地广人稀的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人力物力都有了一定保障的现代意义上的乡村。

　　人力物力，都是资源。从这个角度说，乡村要振兴，“中国社会缓冲垫”要进一步强化，都有赖于更多的支农资源投入。

　　然而，乡村是有“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近郊村庄”和“中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普通村庄”之分的。前者，占比不到10%；后者，占比90%多。更多的支农资源投入，到底投向哪一种乡村？

　　政策设计时，一定是追求公平且合理。但政策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倾向前者。

　　为什么这么说？著名三农学者贺雪峰，从政策的具体落实手段做过分析：

　　“产业振兴”、“全域旅游”、“三产融合”，是当下声势响亮的乡村振兴政策手段。但要知道，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尤其是那些没有旅游矿产资源的普遍偏远山村，并不具备发展产业的条件，也没有“三产融合”的资源禀赋。

　　如果刻板推行“产业振兴”、“全域旅游”、“三产融合”，最终获得资源倾斜的，是占比不到10%的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近郊村庄，以及极少数有旅游矿产资源的欠发达地区村庄——只有它们，才具备发展工商业和文旅产业的条件。

　　地方政府出于打造“样板村”的喜好，往往也会助长上述倾向。

　　如此一来，是给占比只有不到10%的村庄“锦上添花”。它们的数量相对很小，涉及的农民总数也相对少，建设得再好，也当不起“中国社会的缓冲垫”。

　　“乡村是中国社会缓冲垫”这一概念，是贺雪峰在2001年时提出来的。

　　在他看来，乡村振兴要重点关照占比高达90%多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要通过精准的支农资源投放，夯实这些地区原本贫乏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如医院、学校、水电路网），让进城农民工中90%的人有一条退路，从而真正撑起乡村这个“中国社会缓冲垫”。

　　这副图景，才是广大中西部欠发达村庄的普遍样貌。这类乡村走出的农民工，占进城民工总数的90%以上。夯实这类乡村的医疗、教育、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给广大进城农民工留条退路，才能真正撑起乡村这个“中国社会缓冲垫”。